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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时报讯 （记者 韩春华） “双减”政策出台至今已近两年时间，广州的教育生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。 如何让“双减”发挥更大效用，从而治标又治本，真正破解教育焦虑？为此，记者采访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、广州教育治理现代化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余晖。余晖的相关观点曾写成论文《“双减”背景下城市小学家长补习教育决策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》发表在《城市观察》2023年第一期。
余晖认为，近两年来，广州市“双减”政策实施总体取得了较好成效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校外培训机构运营得到较好规范，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得到有效减压；二是中小学作业管理取得进展，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减压；三是学校课后服务体系初步形成，能够较好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和家庭的课后托管需要。
在“双减”工作取得有效进展的同时，也暴露出一些新的结构性矛盾及挑战：一是在校外培训治理方面，在相关部门严格监管的态势之下，部分培训行为以私人家教形式转入地下，以规避有关部门检查，由此滋生出隐形变异培训行为；二是在作业管理方面，部分学校、学段及学科中仍然存在作业结构、难度和总量不够科学合理的问题，学生的作业负担仍有进一步减压的空间；三是在学校课后服务方面，部分学校存在教师“增负”问题，如何保障在课后服务质量的同时又不增加教师工作负担，成为“双减”背景下学校管理者面临的新挑战。
其中，余晖特别关注到城市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。由于这类家庭的父母通常具有较高学历，且其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维系主要依赖教育和学历，因此这一群体对子女往往有着较高的教育期待。在他看来，“城市中产增负”现象是“双减”实施以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，这一问题与隐形变异培训现象有着密切关联。
如今，站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，“双减”政策该往哪一方面进一步落实？余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，“双减”政策的深化实施既需要战略研判、系统部署，也需要秉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务实精神，不断发现、回应和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。针对当前校外培训治理、中小学作业管理和学校课后服务中的突出问题，应对症下药，精准防治各类隐形变异培训行为，进一步优化作业布置的结构和难度，探索在课后服务中引入社会和家庭教育资源的新机制。
针对家长的教育焦虑，余晖认为，有效治理家长过度焦虑所引发的隐形变异培训等问题，一个重要前提是厘清家长的焦虑来源及其教育策略，对其教育焦虑进行“疏解”而非“围堵”。一方面，在对高中阶段普职招生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时，可适当考虑超大及特大城市、中小城市、县城等地域的人口结构差异，避免简单化地推行普职分流。另一方面，针对小升初“密考”“投简历”等违规行为，应进行及时整顿和规范。
